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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与乡愁的纠结 :“都市与乡愁——首届城市文化发展高峰论坛”综述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举办的“都市与乡愁”——首届城市文化发展高峰论坛,于2016年12月18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举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学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江苏社会科学院、美国犹他谷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余位专家出席了论坛;有来自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国文艺报、北京日报、中国企业报、北京市委《前线》杂志和中华网、中国教育电视台网络国学台等10余家媒体的记者编辑参与了论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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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教授主持了论坛开幕式。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教授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对论坛的举行表示衷心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她表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整合北京文化资源和科研力量,聚焦文化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文化研究领域的重镇。她相信,这次论坛是一次难得的文化思想盛宴,也是一次名副其实的高峰论坛,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宋贵伦同志在致辞中深情回顾了自己与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的渊源,并向14年来支持和参与研究院工作的领导、专家学者和老师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宋贵伦在致辞中强调,对于研究中国文化,应当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和社会文化并列,应该成为我们城市发展和研究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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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崔新建同志高度评价了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取得的丰硕成果。在致辞中,崔新建提出,都市人的乡愁应当与乡下人的都市梦是相关联的,相伴生的。他从这两个概念出发,对都市与乡愁的主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阐释。

陈来、阎崇年、张曙光、王先明、李河、欧阳哲生、潘知常 、包亚明、许宏、阙志兴、程广云、晏辉作了大会发言,近30位学者在分论坛发了言。会议收到论文36篇。学者们围绕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都市与乡愁”的矛盾与纠结,发表了深刻的见解。





一、乡愁的过去与现在





与会学者从乡愁与文化的原乡、乡愁作为一种生命成长的美学、家在异乡和家乡的异乡化、乡愁的过去与现在、乡愁的民粹情结、宗教与乡愁等对乡愁问题进行哲理探索,见微知著,思辨而深刻。

李河在《家在异乡与家乡的异乡化》为题的主旨演讲中认为,乡愁是城市化中国孤魂野鬼,是寄托没有着力的地方。他理解的乡愁很普通,就是家乡记忆的情感,乡愁有两种,一种是离愁,是主体别离造成的离愁别绪。还有一种是客体消失引发的乡愁,就是无家可归的乡愁,孤魂野鬼主要在这个意义上谈的。这是人类精神,特别现代人巨大的精神缺憾。现代社会的家在异乡,是现代化过程中造成大规模的迁徙,是家和乡发生分离了。家和乡分离,很多时候是指背井离乡,很多家庭在这个过程离开了原始居住的地方,这种变化造成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都市的游牧时代可能要到来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家乡的异乡化。家乡的异乡化就是家乡的崩解。过去谈家乡,各地游走。现在家乡异乡化,是家乡面目全非了。 从都市和都市化中国角度去看,中国过去的行政中心在城市中心的控制,它是CAD,是政治中心的城市形态。后来把城市理解成大的车间,CBD,这个城市有生产单位、商业单位、工业区、交通枢纽和银行功能区。这两种城市发展逻辑是不一样的。前一种城市CAD传统城市是像有机体缓慢发展的,城市空间的演化以三代人的记忆为时间尺度的。但是后一种城市CBD是功能性、模块化、嵌入式结构式置换,这种城市一改造就是一个区域推平。两种城市变化方式确实不一样,尤其在我国非常明显,所以这是使乡愁成为孤魂野鬼的原因。李河认为,还是应该有一些空间,容纳人们逐渐模糊和碎片化的乡愁。现在我们的生存到了泡沫化的升级,因为一切都是无根的。我们正在进入后人的时代,将来人更多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谈乡愁的话题可能在将来与生活越来越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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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广文在《现代性诉求与文化乡愁》一文中谈到,“乡愁”作为一种隐喻,所折射的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冲突。当下的中国,乡愁被重新唤起,并引起大家的心理共鸣。这折射了我们时代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处于急剧社会转型的中国,该如何守护我们的文化传统并找到归属感?该如何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该如何抚平人们浮躁的心绪进而拉近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告别乡村生活,随着一座座城镇的拔地而起,人们纷纷涌入城市,开始新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拉近了,但是心理距离却变远了,甚至同住一座楼一个单元中的人,彼此间却互不认识,无法进行敞开心扉的交流。但是生存环境的改变并没有割断我们的文化记忆,乡愁常常能够带给人们最温暖的拥抱与安慰。乡愁不单单是对一个地方的怀旧,真正萦绕心头的还是这个地方所承载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于“乡愁”的解读过程也是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独特认同过程。

沈湘平在《乡愁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认为,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乡愁是诗情画意的,那么现代性条件下的乡愁更具有抽象的哲学意味,因为在祛魅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愁不仅意味着对已经逊位的神的追寻,还意味着因为离开大地而对大地的眷恋。现代社会是一个景观社会,一切发生的东西都被影像化,都以影像化的新闻为人所知。人们需要一场关于乡愁的“新教改革”,需要一种超越资本逻辑、大众文化逻辑的,“因信称义”的乡愁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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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在题为《都市里的乡愁:现代转型中的民粹情结》的大会发言中说,乡愁从个人偶然境遇转变为社会必然境遇依赖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历史运动。资源的高度集中、人口的大量迁移,预示普遍乡愁时代来临。这种普遍乡愁导致现代转型中的民粹情结。中国现代转型中的民粹情结和民主情结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甚至表现在同一个人的意识和心理中。五四时期和延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乡愁和民粹情结。乡愁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依恋和回归。城乡二元反映在法理社会/礼俗社会与市民社会/乡土社会的紧张。

潘知常在题为《乡愁:一种成长的生命美学》的主旨发言中提出,我国的城市化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地步,我们中国2030年城镇化要达到70%。我特别关注经常说的乡愁,一般说的乡愁其实是指故乡,我们也经常登高望远,然后是思乡。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是在批评城市意义上说的,从这个角度乡愁折射的问题也是我们城市人必须正面对待的。 我个人不赞成盲目批评城市,尤其用乡愁抨击城市。从人的意识角度入手,城市毕竟是为了人的,城市必须维护人的绝对尊严。第一,一个城市如果是尊重人,它一定是有生命的。我们接受城市的时候,必须从人的权利和尊严开始接受,城市的生命和人的生命是一体的,我们尊重人就要尊重自然,尊重人的权利就不尊重我们脚下的土地母亲的权利。第二,尊重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城市,不被后人诟病的城市一定有发展的。我们的市体系建设,让城市成为象征结构。一个城市必须是一个自由象征的森林,不能离市民越来越远,不能离生活和人性越来越远,不能离精神越来越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城市。第三,一个好的城市,被后人不诟病的城市是一个有境界的城市,也就是说它所有都应该体现想象空间、向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们讨论的都市与乡愁的背后,是关于成长的生命美学,怎么是好的空气,自由的空气,城市用一定的物质材料架构的自由象征世界,所以有两个标准:一个叫是不是城市,城市是象征性的还是适应性的。第二是好城市还是坏城市,城市象征性和适应性的角度是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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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伟文在《乡愁与文化的原乡》为题的发言中认为,所谓的乡是故乡,故乡不仅是指我们的生我养我的地方,不仅是这样,其实还更多的是精神的家园,是我们心情的家园也是文化的原乡。如果说故乡仅仅是外在,乡愁仅仅是外在的东西,那老祖宗就没有了,就不会产生乡愁,因为它是外在的东西,它已经消失了。所谓的乡愁往往跟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精神和文化是直接相关的。有这样的精神和文化有这样的家园感,当家园感遭到破坏才会让我们产生乡愁的感觉。乡愁是怎么产生的,这跟儒家的对情感的认识直接相关,儒家和其他文化不同的地方是它非常肯定人的情感,有这样仁爱,仁者爱人,乡愁其实就是人们美好的情感,是他心中曾经拥有过美好的情感,而现实的存在把这种情感破坏掉,由此产生了乡愁。都市化或者城市化意味着技术上日益精细,实际上展示的是人的物理。人成为人除了物质的层面之外,应该有文化和精神层面的东西作为依托,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城市化恰恰有可能带来一种人性的异化。物质化物欲导致对人性的异化,就是人成了片面化的人而不是全面的人,所以城市和乡愁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关联。如果要化解乡愁,要在我们城市化过程当中,对于物质和技术追求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加上一种人文的关怀。如果有了人文的关怀,乡愁可以得到一种疏导。

董立河在《安克施密特论“历史经验”与“乡愁”》一文中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安克施密特为了创新哲学和史学理论,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和酝酿,精心构建了一套旨在超越叙述主义的“历史经验”理论。“历史经验”是反再现主义的,它排斥语言和叙事,先于主客二分。对安克施密特来说,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形式是“崇高的历史经验”。“崇高”与“创伤”紧密相连,‘创伤’可以被看作是‘崇高’在心理学上的对应物,而‘崇高’则可以被看作是‘创伤’在哲学上的对应物。安克施密特也曾用“乡愁”概念来阐释“历史经验”。

余安安的《宗教乡愁的佛教时空美学特质》一文认为,乡愁文化具有典型的时空倾向性,乡愁情结带有浓厚的美学色彩,而佛教的彼岸观预设了一个极乐无忧的精神家园,众生从漂泊、轮回至返乡、回归于超越性彼岸世界的精神追寻和时空变迁,构成了“宗教乡愁”的特殊审美心理,形成了对生命本真、自由存在的审美式理解。佛教的回归理念融合了美丽的乡愁色彩,反映了般若的美学智慧。







二、城市的起源与变迁


学者们从城市的起源、城市文化变迁、乡土中国的进程进行历史梳理和反思,抽丝剥茧,达到了历史与逻辑高度统一。

许宏在题为《城乡揖别,城市缘起——城市起源的考古学观察》的大会发言中指出,文明、国家和城市这三个在含义上有密切关联的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历史现象所作的解释。城市,是文明时代特有的、与国家相应的高级聚落形态,是国家的物化形式。我国古代的城市无一不是政治中心,且 “大都无城”。城市就是官僚与贵族的乐园,有的城市不事生产,是纯粹的消费性城市。因此,对于权贵而言,并不存在乡愁。明以后兴起的城虽然与市有一定关系,但与西方依据市场发展起来的城市还是有很大不同。

王先明先生在《路在何方,乡土中国百年进程的历史反思》的主旨发言中,首先提出自己对乡愁的界定,中国城乡差距正在逐步变化为城乡撕裂。他从宏观的角度,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探讨国家的农业化,工业化所占的比例,以及生产总值从这两方面谈到对城乡文化和城市文化建设的影响。近年来,"乡愁"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语。尽管对"乡愁"的解读可以多种多样,但这个话语的瞬间趋热却也反映了一个当下最大的现实:即中国的城乡差距正在变为城乡撕裂。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然是我们前进路上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不是抒情和愤评能够讲清楚的问题;也不是时评和声讨所能厘清的事实。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之困,但也是一个迭经积累的历史之果。只有从一个百年历史的长程来回视(百年历史进程以1949年为界大致分两个时期,四个阶段:1,1901至1927年;2,1928年至1949年;3,1950年至1978年。4,1979年至今),我们或许才可以获得更深刻的领悟与反省。他分析了农业日趋失重的历史进程、农民日趋失位的历史演进、农村日渐失范的乡村文化。指出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每一步,都是以农民、农业、农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农民阶层的祖辈、父辈和子代的牺牲,成就了今天的现代化业绩。问题在于,如果现代化的巨大成果能够与农民、农村和农业适时共享的话,我们相信中国农村不会是如此境况。农业,失重不可失衡; 农民,失落不可失位; 农村,失范不可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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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蓉的《从“命名”到“坐实”:被塑造的乡村悲情叙事》梳理了“留守儿童”这一用语的使用与流行,揭示其背后的新时期城市-乡村关联与作用机制。从命名到坐实,同时也是有关乡村的叙事逐渐被塑造出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城市,乡村依然无声,被塑造的乡村叙事则主导着它的命运。长期来看,只有改变这种主体缺失的状态,才能获得乡村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

李扬的《“苏联式”建筑与1950年代的集体记忆—— 以苏联展览馆为例》认为,以苏联展览馆为代表的苏式建筑及其构筑的文化娱乐空间,与中共对北京城市的改造一起被打造为“新北京”的标志与符号,成为1950年代的集体记忆,是城市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城市的记忆与伤逝


学者们从北京乡愁情缘、上海城市记忆、岭南特色文化建设、美国的城市化与“乡愁”、少数民族文化忧患意识进行个案研究,娓娓道来,具体而生动。

陈来先生在《北京现代城市文化的变迁》为题的主旨发言中,梳理了北京文化发展的脉络,特别从民国北京文化的历史变迁,提出了传统的老北京文化气质。他认为城市文化传承与更新爆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建筑景观,风貌格局,一个是城市人形态,包括城市人行为特性。前者是物质层面,后者是精神层面。其实城市文化研究应同时关注城市人文情态,而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这样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城市经过革命化和现代化,在外观上北京已经成为气象壮丽的现代大都市。今天,北京有常住人口二千万左右,其中外来流动人口五六百万,占常驻人口比重30%左右,市区人口一千一百万,面对忙碌拥挤现代的新北京,我们也许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新的北京文化还要不要延续老北京的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做法。新北京的精神文明还要不要恢复老北京的客气好礼的交往态度,新北京的韵律节奏中是不是需要悠然自得的生活情怀,被切断的城市传统还能不能联系。如果连接发展是可能的,这种复兴首先需要文化的自觉。不仅如此,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它的文化传承不仅要面对地方性的城市文化继承,还必然与整个国家共同契合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北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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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先生题为《城市与乡愁的历史思考》的主旨发言中,从个人家庭史,家族史展开乡愁的思路。他认为传统社会的过去的乡愁至少有五个愁,即交通的愁、居住的愁、工作的愁、孤独的愁、文化的愁。现在,某些愁解决了,有的愁更深了,新的愁又产生了。阎先生看到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从国家到乡间不同尺度的行政单元当中,社会组织、制度制定都可能会造成愁的因,未来解决乡愁的重点可能是把解决社会组织和制度当做重要的思考途径。而今天的城市同样也存在“城愁”,值得我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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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尚意、成志芬、许伟麟的《北京胡同乡愁的空间道德浅析——以北京西四地区为例》一文,依据文化地理学关于乡愁空间道德和地方道德的分析框架,以北京西四地区为案例研究区域,首先从乡有多大、乡有多远、乡是否可以移动的空间维度评价案例区的乡愁实践;其次从人们对身体的态度、对生活经验的态度、对文化建构的态度这三个维度评价案例区的乡愁实践;最后,文章列举了案例区体现出来的人性之创新本性、与人为善、热爱自然的三种价值观的乡愁实践。

王卫华的《族群危机与平民英雄——基于北京牛街回族民间文学的分析》,指出了牛街回族居民保持自身的民族特性既让他们感到自豪,又因自己的特殊性而产生生存的担忧。危机事件的应对是民间文学常见主题。在牛街民间叙事中,有两种解决危机的方式:一是依靠最高管理者在错综复杂的冲突中明辨是非,解除风险;另一种是族群中的普通人以智慧主动应对突发事件。牛街回族民间文学作品反映了北京少数民族民众渴望和平生活的愿望,展示了他们对生存空间的理解,是北京城市精神中“包容”文化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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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霞的《北京人的乡愁与城市文化》认为,乡愁对于北京人来说是时间性的,北京的故乡在逐渐消失,只有在回忆中去寻找。城市文化是一种密集空间里的心理共享,也是一种公共审美。在多元文化的今天,北京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京城特色,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的当代建构要有凝聚力、向心力,让精神文明在城市建设中呈现出作用和威力。

包亚明的《上海城市更新与城市记忆》的主旨发言认为,上海的城市更新,主要以旧区改造的形式出现,重点是拆除或改造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这一更新过程,最后往往变成了地理景观的生产和社区高端化的过程,而城市记忆的失落、社区文脉以及城区的发展潜能被阻断等问题,往往被直接的经济利益所掩盖。城市更新,应该上升到与城市生活品质相关的层面来思考,土地利用经济、邻里复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政策、人居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袁国芳的《美国的城市化与“乡愁”》一文认为,美国是由来自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历史和传统根源,持守着不同文化习俗的不同种族所建构成的移民国家,其城市化和“乡愁”都有着不同于中国的特点。本文主要探讨如下问题: 首先,美国社会既是一个大“熔炉”,又是一盘大“色拉”,其包容性和多元化特征明显。其二,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在历史及其文化传统的无根性是如何影响美国人对历史及传统的看法。其三,美国作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经历过以自给自足和以农业土地为根本的封建社会,美国人对城市、都市、郊区、乡下及其现代化又是如何定义理解的,他们的“乡愁”又是如何表达的。其四,美国这个以“自我”为中心,“个人主义”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家庭与社会、家庭与个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的。最后,物质社会的不断丰富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对人类生活、人际关系、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的影响,及其对“乡愁”的不同感悟和理解。

欧阳哲生的主旨发言《胡适的北京情缘》,从胡适在北京的生活史角度,分析了他对北京的疏离与认同。胡适在北京生活时段分为四段:第一段1916年7月3号到8月初,参加赴美考试来到北京。第二段在北京大学任教。第三段1930年11月到1937年6月,担任文学院院长,后面都跟北大交集,如果没有北大,胡适是不是选择北京作为安身立命之地,这是一个疑问。第四段是1946年7月至1948年12月,他担任北大校长时期。欧阳先生分析了胡适的生活状态、衣食住行、业余活动、购书藏书、社交活动,还介绍了胡适笔下的北京风光,就胡适一生生活时间而言,北京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胡适在各地生活的经验给他带来的影响因素可不一样,1930年代京沪两地存在京派和海派之争,他不想站在一方。但他认为北京与上海不同,主要靠创办大学以大学为依托,北京拥有北大、清华、北京高等师范大学等高校,北京正是通过大学吸收集聚人才,成为文化所在,也正是大学文化是北京的文化存在,导致了北京文化的存在。北京带给胡适的文化存在,影响了胡适,最终使北京作为千年的古都与新的外来文化对接时,焕发出新的活力并且创造了新文化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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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浩的《“乡愁文化”呈现与城市文化建设的巧妙对接——以宋庄钞氏兄弟“乡愁系列陶艺创作为例》认为,如何让几代人的乡愁文化融入到城市大文化的内容当中,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而钞氏兄弟的“乡愁系列”陶雕,做出了有意的探索。

王旭的《习俗、惯制与秩序:一个基于乡村取名行为的案例调查》,以村落的取名习俗与用字作为研究对象,并集合现有文本与社会调查资料,对取名习惯、用字特点、命名规则、宗族遗存、取名角色、交际圈子、文化规制等方面,做深层次探索。

许振东的《试论古代文人的籍里混同与客徙——以明代京畿文人李东阳、程敏政等为例》以为,古代文人存在郡望、祖籍与本籍混同的现象。明代京畿文人李东阳、程敏政、廖纪本人及各类官私史料多以其祖籍地来称记,由李东阳的祖籍地还引生出“茶陵诗派”之名;而实际他们的一生极少关涉祖籍地。籍里混同,使人们对特定时代的文学地理分布产生认识误区。明代京畿文人的分布具有表面中空的特征,此主要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即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与孝道观念、根深蒂固的光宗耀祖与衣锦还乡意识、祖籍地为各种目的所趋使而竭力的挖掘搜罗,从而使古代文人的出生成长地与祖籍地混同的现象更为严重。







四、城市的认同与焦虑


学者们从城市的气息何以使人自由、城市化的伦理后果、都市生活的焦虑症、都市人的精神危机、都市人身份认同焦虑与危机、消费社会造成身体规训等对当代城市问题进行诊断分析,鞭辟入里,切中肯綮。

张曙光在大会主旨发言《城市的气息何以让人感觉自由》提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全面体现,它既能够让人的能力得到多方面发挥,也能够多方面地满足人的需要,“城市的气息让人感觉自由”。城市有一定寄生性,但只有城市才能聚集巨量的人力、巨大的财富,建构起四通八达的贸易、交通和通讯网络;无须说,城市也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因而才有对周围地区的主导权和对更远地方的幅射力。现代国家是政治权力也是经济权力,它首先支持并保障本国的商业及信贷自由。是改革开放给了农民得以生存下去的机会,城市也开始恢复生机和活力。然而,中国的城市能获得自治吗?能成为自由的城市吗?与农村能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吗?还是作为权力金字塔的塔顶而靠政治保持其优势地位,一旦失去政治的庇护就会由于一向缺失生命力和自身的造血功能而显现出混乱和衰败?

晏辉在题为《辩护与批判:城市化及其伦理后果》的大会发言中提出,讨论乡愁就要讨论问题的前题,那就是乡愁的主体是谁。这关涉到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和空间正义。现代化带来了财富的快速积累、城市化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自我三种疏离化等伦理后果及伦理问题。城市化过程中当代中国面临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诸多问题。建设生态城市、文明城市需要从多个方面树立公共精神,实现从城乡二元对立到亮丽城市与田园风光的并存。
吴玉军在《双重边缘人: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焦虑》一文中认为,城市化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变革,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文明社会的变迁、城市文明的扩散和形成,是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和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性变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民走出土地,从相对封闭的农村融入到城市文明的激流之中。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必然带来个体心理层面上的巨大冲击。这一点在当代城市新移民——农民工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数以万计的农民工满怀对新生活的向往来到城市,却因各种原因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体系当中时,会导致身份认同问题。自我与他者的激烈碰撞、话语的形塑、制度公正问题,共同造就了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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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晋锡在《现代生活中的焦虑症与还乡梦》一文中说,现代生存焦虑发端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断裂性变迁”,其症候表现为:生存状态中意义的缺失、生活原则的碎片化与冲突化、心理体验中不安全感的弥漫;而现代职业生活中的信仰迷失更是存在着对精神文化进行整体解构的趋势。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时常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在寻找精神的家园,精神生活中的还乡情结如果能借助对过往生活的追忆,在当下与未来之间展开双向批判,进而以超越性的意识为依据,来对当下生存境遇进行批判性地改造,也许能为我们在现代生活中重塑存在的意义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可能性。

刘莹在《叠合身份认同与有限度的自我实现——对在京“小镇青年”文化身份的反思》一文中,认为外来的“小镇青年”是北京这个“移民”城市中值得关注的特定群体。以“小镇青年”的切身体验为起点,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入手,关心、研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普通在京“小镇青年”的生活处境、精神困惑和情感诉求。
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协会的《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城市中农民之子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一文 ,旨在了解进城人员出现身份认同障碍,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的情况,目的在于给出一些现实问题的具体描述。研究选取了一些城市中的农民之子作为案例调查的对象,其中,城市指北京,农民之子指拥有农村户口的、最初在农村生活但由于某种原因来到北京的人。该文尝试在不同的案例叙述中找到其共性问题,将身份认同障碍具体化为数个方面,提出一个广泛意义上的认同障碍模型,为进一步解决问题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切入点。
        刘翔在《试析消费社会语境下的身体规训——以整容为例》,提出,消费社会一方面享有因符号体系而产生的欣快,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时时受到来自现实本身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社会就好比是“被围困的、富饶而又受到威胁的耶路撒冷”。 正是此种本质性的矛盾造就了它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感伤”,一种避无可避的“乡愁”。本文将尝试以后现代批判理论来揭示整容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哲学机制。有朝一日,脸也会成为我们的乡愁。

刘志洪在《资本与现代人的生活》一文中提出,资本攫取了现代社会的最高权力,不但支配了劳动和剩余价值,而且统治着现代人的全部生活。资本所具有的权力依次展开为对生产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生活世界四个层面的支配。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思想揭示了资本与现代人生活的深层关联,敞开现代人受资本权力统治的生存状态,开启了对现代人与世界进行深刻批判的理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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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市的更新与未来


学者们从文化地理学、城市博物学畅谈当代城市文化发展,新颖独到,启发思考;有的从发展城镇化不能切割“城”“乡”,要构建特大城市宜居框架,突出都市农业的文化价值,促进城乡教育共生,发展城市美术等方面,就城市发展如何留住乡愁提出具体建议,实实在在,很多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王金涛的《发展城镇化切勿割裂“城”与“乡”》一文中提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首先,城乡发展不均衡由历史原因累积而成,随时代发展逐步得以缓解。其次,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受到城乡二元制度体系束缚,该问题阻碍了劳动力资源均衡配置。第三,农村地区转型发展影响深远,农村承载中华传统文化血脉,未来相当长时期仍是我国重要人口承载空间。

黄江松的《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构建特大城市宜居框架》一文,阐释到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构建特大城市宜居框架。特大城市宜居的原则为:第一,依托大都市圈解决城市功能集聚与城市发展空间有限的矛盾。第二,确保城市产生丰富的多样性,避免城市功能单一。第三,城市紧凑发展中适当利用“人随线走”的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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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书伟的《留住乡愁:都市农业在城市化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一文提出,留住乡愁是对过度城市化的反思,在不可逆转的城市化中要体现人文关怀精神,留住乡愁是“不忘初心”的一种表现,城市化进程中要合理吸收融合农耕文明。发展都市农业是留住乡愁的一种有效载体,都市农业是对传统农业的扬弃与提升。都市农业具有城市生态文明的价值,具有城乡一体化、市民与农民共享文明与社会和谐的价值,具有城市人心理调适、内心追求的价值。

陆铭的《教育、城市与大国发展》一文系统阐述了大国需要大城的观点。他提到,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于持续增长固然重要,但对于中国来说,充分利用城市发展来发挥人力资本外部性和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在城市中的互补性,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是于国于民均至关重要的发展战略。为了实现这一发展战略,中央政府应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同时,多种渠道增加教育资源总量,促进人口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清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刘远杰的《城乡教育共生:一种探索与构想》一文,论述到“城乡教育共生”以人的文化与社会性发展为根本,进而促进城乡教育、文化、文明的共生发展,其作为一种哲学、价值、框架与实践,应成为我国城乡教育改革的重要取向,虽具有一定程度的“乌托邦”色彩及现实超越性,但并不妨碍其作为一种抵达教育与文明之“彼岸”的合理路径假设。

阙志兴的《以更广泛的文化自信建设岭南特色都市文化的思考》认为应更广泛、更深入挖掘广东都市文化资源。列举了日渐消失的乡愁记忆;挖掘不深的革命文化;忽略了的禅宗文化;推动不利的珠宝文化四个方面。并对当前岭南文化建设提出了对策建议。第一,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强化文化教化和人文交流合作。第二,深入挖掘革命文化内涵,弘扬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第三,推进文化与产业深度融合,加强文化创新。

李津逵的《深圳的秘密:从城中村洞察城市的未来》一文,论述了岭南文化村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城中村原是岭南文化的村落,具有岭南开拓创新的基因。建筑形式透露了岭南文化的精神。西风东渐,岭南村落成为中国最传统也最西化的地方。城中村一直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中村不断孕育着新的产业萌芽,为一代代闯深圳的人们提供落脚点。提出了 “我们的深圳,我们的家”的口号,倡导从城中村构建城市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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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纪《中国美学的城乡二元结构》一文中提出,从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看,一个吊诡的现象不容回避,即:虽然城市构成了传统中国美和艺术的制造中心,但历代文学艺术家在情感领域,似乎又对城市生活并不认同,他们更乐于肯定自然的审美价值。虽然中国传统美学奠基于农耕文明,但城市并不是这一传统中阙如的环节。但同样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不论人工构建的城市在中国美学史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自然山水田园又毕竟主导了中国人的审美趣味,甚至被赋予了作为精神家园的神圣价值。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中国美学保持了最持久的张力。它所依托的文明形态,既非纯粹乡村,也非纯粹城市,而是在两者之间维持了微妙的平衡。

贾澎在《探寻城市之美》一文中提出,城市之美是亟待深入研究的时代主题。其蕴含三重维度:一是城市生态维度,认为城市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人文景观是城市环境的重心,自然景观城市环境的向往;二是城市个性维度,认为城市必须是具有个性的,要保持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历史感与现代感的统一以及景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三是城市设计维度,认为人是城市环境的主体,城市设计必须以人为本,包括城市设计要符合人的认知方式、能够释放人口潜能以及能够完善社会关系。

刘孝廷的《城市博物学刍议》一文提出,需要通过开展城市博物运动,开展城市博物学教育,通过倡导博物情怀或博物精神、通过积极挖掘人类传统中的博物学资源来建立新型宜居城市。

康泽祥在《美术是城市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略论桂林中庸美术馆的文化担当》一文认为,美术馆的建立对于一个城市至关重要。这些美的展现和赏识需要载体提供支持研究、创作交流、展示和展演等一系列实用性功能载体,它们就是博物馆、影剧院和美术馆,这构成了一座城市的文化肌理,也承载了一座城市的精神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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