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天下文闻

王先明:路在何方?——乡土中国百年进程的历史反思



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农村近百年的历史,是一个经济文化渐次下行的历史。在全球语境下,为了自强求存,传统的重农轻商被重工轻农取代。工业化进程加速,城市成为社会中心,农民地位急剧下降,乡村文化迅速衰败。中国现代化前进的动力源自农村,农民为中国进步做出了巨大牺牲。现代化的脚步其来未艾,乡村正行走在败亡之途。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如何复兴斯土斯民?



近年来,“乡愁”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语。尽管对“乡愁”的解读可以多种多样,但这个话语的瞬间趋热却也反映了一个当下最大的现实:即中国的城乡差距正在变为城乡撕裂。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然是我们前进路上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不是抒情和愤评能够讲清楚的问题;也不是时评和声讨所能厘清的事实。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之困,但却也是一个迭经积累的历史之果。只有从一个百年历史的长程来回视(百年历史进程以1949年为界大致分两个时期,四个阶段:1,1901至1927年;2,1928年年至1949年;3,1950年至1978年。4,1979年至今),我们或许才可以获得更深刻的领悟与反省。


一、农业:日趋失重的历史进程


1920年代,吕瑞庭提出《农业立国意见书》。这部篇幅不大的小册子,内容可大致概括为绪论、本论和结论三个部分。在本论部分,作者列出了农业立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财政、统计、军事、风俗、卫生、人口等)十大理由。民国初立,政局变动,国家根基不稳,未来方向不明。关于国家政策及其立国方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于,为什么“农业立国”成为一个问题,值得如此提出并引发一波又一波的论争?其后二、三十代农村复兴思潮、救济农村主张以及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三十年代之后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等等,都与这一思想动向相关。然而在此之前,这不成其为问题。

传统中国的基本国策就是“以农立国”,“以农立国者垂五千年,劝课农事,溯源极古。后世因袭,莫敢或轻。”随着商鞅耕战政策的推行,特别是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农业被摆放到安邦治国的突出地位,商业或商人渐次沦落而被轻贱。此后二千年间,“重农抑商”政策一直为历代统治者奉为国策,“古之王者,宰治重教,既视农为本业而末置工商”。直到晚清之际,在内忧外患的双重逼迫之下终成“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遂使这一“立国之策”发生了历史性逆转。




在19世纪60年代之初,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就形成了“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的认识。从19世纪60—70年代形成,在80年代得到充分发展的“工商立国”的商本思潮,便是近代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变动的观念表现,它是对传统“农本”结构及其社会地位的一种反叛。由“商末”变为“商本”的历史过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洋务运动揭开序幕。“我国机器工业,肇始于同光,建设于清季”。以大机器为生产手段的近代工业的出现,不仅仅意味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且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明示了历史趋向。“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

1903年,一变而为“工商立国”。清朝中央一改“重农抑商”之传统,发布上谕:“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清朝正式成立闻以贝子载振为尚书、以徐世昌、唐文治为左右侍郎的商部,成为“中国史上数千年来未有之创制。”亦即,20世纪初年,开始实施“工商立国”之策。

晚清民国政权变动,并未逆转这一历史演进的基本态势。北洋、民国时期,尽管政局动荡,但工业化进程并未中断。“抗日战争前的半个世纪,中国经历了一个工业化过程。中国经济取得的进步,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影响上,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几个增长速度很快的国家相类似。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表明,1912—1936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9.4%。仅就工业化或者现代化建设成就而言,“在抗战前达到了旧中国经济史上的最高峰”

新中国建立后,工业化目标仍然是国家建设的基本导向。这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已经十分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同一天的发言中,就工业化问题,任弼时强调说,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独立自主,“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他认为,新中国要要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工业的比重至少要达到30%以上

1954年1月,毛就关于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指示,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状况,“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显然,向工业社会转型仍然是新中国建设的主要目标。在这一时期,中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初步构造起了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进程也由起步阶段逐步进入了工业化的阶段。




“一五”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安排为427.4亿元,占国家对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总支出的55.8%,超过财政支出总额的1/3。5年共投资400多亿元,它超过了中国近百年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固定资产的总和(到1949年,工业固定资产总额为128亿元)。可知,在国家整个建设投资取向上,工业是重点,农业只占7.6%。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启动实质上就是工业建设进程的启动,也就是工业城市化和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我国城市建设只能而且必须采取重点建设的方针。”尤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期间,全国总人口年平均增长2%,而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7%。”1949年全国仅有城镇人口57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6%,到1952年时全国共有157座城市,城市人口7000多万人,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上升到12.5%。在“一五计划”建设推动下,工业化建设进程中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骨干工业就业投入国家建设,这期间全国城镇人口增加了2786万,至1957年达9949万人,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5.4%。“一五计划”期间,农村每年平均净迁移300万人口到大中城市

1979年后30年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仍然是工业化进程的接续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其间虽有顿挫、有曲折,但不能说断裂。200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的新台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六位;工业增加值为45935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4.9%。作为比较,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49年,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所占比重只有12.6%。这一数据对比背后,隐含着一个建立在农业国家基础上,拥有13亿人口同时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演进。

今天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对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所做的评价。该报告指出,200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50。这一指数是评价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指标,指标数在0-33时表示一个国家工业化处于初期,33-66时表示工业化中期,66-100则表示工业化后期了,而当这个指数大于100,则表示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如果再考虑两年的增长,到2012年年末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72左右,中国进入工业化的最后阶段是没有疑问的。

百年历史演进的大格局是:中国农业从传统“重农抑商”演变为“重商轻农”,再变为“重工轻农”。其间,面对工农业严重失衡问题时虽然时有调适,也只是补救一时之困,并未影响历史演进大势。1979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速发展,农业持续处于失重态势,而且这一趋势未来一定时间内没有可能改变。《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预测,中国将在2015至2018年完成工业化,最晚将在2021年完成工业化进程。


二、农民:日趋失位的历史演进


农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群体或阶层,或者说阶级。这是始终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力量。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水,实指为民——农民。因此,在千年如斯的社会秩序体系中,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体系是“四民结构”,即:士农工商。其基本定位是士首商末,重农抑商,农本商末。在乡土中国农民最为基本的理想生活模式不是什么“出将入相”,而是“耕读之家”。在“士农工商”基本社会结构序列中,农的地位远高于工与商。

农民地位的急速下降始于近代。民国年间一位外国学者观察到,中国社会有三个不平等的现象:“一个是有钱的人处处占便宜,没钱的人处处吃苦头;一个是城市的人处处得利,乡村的人处处倒霉;一个是男子处处在先,妇女处处落后。”在这里,因城乡而形成的地位反差已经是一个时代性问题了。




进入20世纪初叶后,传统社会原有的士、农、工、商等各社会阶层开始分化。近代城市化的进程,引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进入20世纪初叶后,传统社会原有的士、农、工、商等各社会阶层开始分化。

在1905年,“窃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天下虽分四民,而士商农工(已不再称“士农工商”,标志着“商”的社会地位的变动——引者注)具为国民之一分子,……方今拒约事起,……而实行之力,则惟商界是赖。”传统的“士农工商”变为了现实的“士商农工”,标志着传统社会结构最初的错动。正如杨开道所言:我国古时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到了近代,从前的工匠,现在变成了工程师和制造家,从前的市侩,现在变成了商业家、资本家。但是农民呢,他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被旁的阶级的同胞压迫和讪笑了。

社会在重构中出现了一个个新的社会群体:如“绅商界”、学界、知识界、军界等等。这是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及其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历史现象。到清末民初,城市中许多现代专门职业都已经具备,近代社会结构通过剧烈的分化、流动,实现了新的重构。随着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过程加速,传统社会以“士农工商”为主体的社会阶层被新兴的社会阶层所取代,城市社会结构中形成了中产阶层、产业工人、城市贫民等三大社会阶层,而各个阶层内部也由于社会分工劳动细化,不断改变着原有的分层与结构。

但是,近代乡村社会的变动却并不与城市社会的变动同步展开。即使在清末民初,尽管乡村社会动荡剧烈、社会冲突不断,但其基本社会结构模式似也未发生“结构性”变动。即使在土地相对集中的江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也不明显。“根据资料来看,民国以来江苏省农业阶层变化不多,其幅度很小,农民阶层的攀登是失败的。”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仍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传统社会结构模式。几项调查资料比较:国民政府20年代调查(即1917至1920)日本人的调查统计:中国的农业70%是小农经营。而农民的生活呈直线下滑态势。




新中国建立后虽曾略有改观,但在工业建设为主导城市建设为重点的政策和方向的引导下,农民的地位依然处于下向走势。1953年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上梁漱溟直言:“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虽然梁之言辞不免过激,但其所见农民地位失落并更趋下降的问题并非无根之论。尤其是1958年开始实施严格限制城乡居民流动的户籍制度,以及高度集体化的体制,从而把农民死死限定在了农村,其人身与经济自由限制程度前所未有!在整个国家社会结构序列中,农民是地位最低的一个阶层:无论是生活保障、教育、就业、医疗还是政治权利上。

户籍政策限制了农民发展的自由,加之城乡不平等政策创造了城乡地域的巨大不平等(如高考制度、城乡“剪刀差”、财政投入巨大差距),不仅限制了父辈一代的农民,大幅降低农村年轻人的起点,同时又给农村年轻人创造新的巨大不公平,严重遏制了农村年轻人的上升空间,让农村年轻人的向上奋斗“难于上青天”。

政治地位急速下降:人大代表中工农比例1978年以来断崖式下降。第九届十届中56个,用56代表8亿农民,合着56个民族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农民参加。

因此从长程上看,百年来农民阶层的地位虽时有变化,却大体上呈现出一路下滑的态势。


三、农村:日渐失范的乡村文化


在以“士农工商”简单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技术知识及其进步是微不足道的。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延续依赖于“伦理知识”。因此,无论社会怎样的动荡变乱,无论王朝如何的起落兴废,维系封建社会文明的纲常伦理中心却不曾变更。然而,居于这个社会文明中心位置的却恰恰是乡绅阶层。他们是乡村社会内生的力量,是乡村社会秩序和文化维系力量。

梁漱溟说“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传统中国社会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就精英人才的流动而言城乡并无差别。民国时期一项科举人才出身的调查统计表明,科举中式的人才,至少一半以上是从乡间出来的。在相关的有功名人士家族统计分析中,城乡几乎相等。而且,乡村士子,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脱离本乡。出则为仕,退则为绅,乡间人才辈出,循环作育,蔚为大观。人才不脱离草根,使中国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来源充沛浩阔。




近百年来,传统中国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从而形成了城乡背离化发展的模式,即都市日愈繁荣,农村日益衰落,遂造成持续不绝的乡村危机。尤其是科举旧学废除后,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造成乡土人才向城市社会的单向流动。曾经的乡土精英已经不存在,洋秀才都挤在城里,所谓乡间正绅、良绅无以存续,遂造成劣绅、豪绅充斥乡村社会之局面。

近百年来持续出现的乡村危机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而是“中国旧社会构造遭到破坏”之后,“就是文化失调;——极其严重的文化失调!”亦即乡土中国处在一个旧的文化规范破坏,新的文化规范未立,人心无所适从的境况。

20世纪以来,这种城乡文化一体化模式发生逆转。新教育制度取而代兴后,政府设学偏于城市而漠视乡村,城市教育渐次发达,乡村教育则望尘莫及。整个中国的教育布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京师大学堂、高等学堂、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全部集中在京城、省城或其他重要的城市,中学堂基本上都设在各府、厅、直隶州的所在地,连小学堂也多设在州县所在地。乡村学校仅占全国学校总数的10%,即使是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农业学校也有将近80%设在城区。清末民初中国共有乡村10万,村落100万。以此计算,时至1922年,全国中小学校共178847所,平均每6村才有一所学校。至1931年,全国中小学校共262889所,平均每4村才有一所学校



京师大学堂


由此,造成乡村城乡人才的逆转性流动,“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的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而且这种流动越来越变成是单程的迁移。”这种“工业文明的产物”的新教育,以养成有教育的劳动者,公司雇员、国家官吏为目标,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它“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它加速了乡村精英外流的趋势,为乡土社区是断送了人才,驱逐了人才。

问题是,新中国建立后,及至今天的教育布局和教育资源分布,仍然没有根本改观。高考录取分数的巨大的城乡差距,名校农村学生比例的急剧下降应该是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实证。2006年1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研究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

乡村社会缺失精英力量坚固的维系,也缺失培育乡村精英的完善制度设计。整个教育制度建设是偏向于城市的。

另外,由于文化失范,精英流失,乡村文化规范重建困难,造成乡村社会失序问题严峻。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十分揪心的问题。


四、深刻的历史反思


人们在深刻的历史反思中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取向产生了质疑: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向下,无疑“产业界根本的变动,件件是发展都市的。”因此,乡村危机是对应于城市发展或城市繁荣的具有特定区位性的一种危机,“农村则终年勤苦生产,完全供给都市人们之生活费,至其本身破灭而止……结果都市日愈繁荣,农村日益衰落。”“从都市到农村切断了农工商相互间的纽带,”“大都市作了病态的繁荣”,“农村相继破产。”而现实中乡村持续衰败状况也着实惊心:

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在2012年10月20日透露,相关部门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前有360万个,现在则只剩270万个,“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记者曾对赣西北三个“空心村”进行调查,11个自然村平均居住不到8人;村民外出打工,从山村走向了城镇,留下了“空心村”,有的地方还干脆说成是“空壳村”。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近年我国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六成以上为男性农民工,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7.0%,女性占33.0%,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3.5%,21-30岁占30.2%,31-40岁占22.8%,41-50岁占26.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

根据报告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留守人群中,妇女、儿童、老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此造成的农村人口空心化极不利于农村的发展。据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口结构严重失调,50岁以上的人占留守人群的67%。农村空心化中“389961”部队。由此可见,“空心化”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痼疾”。大量外流的青壮年劳动力,严重失调的人口结构,日渐增加的“空心村”必然阻碍现代化进程。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在百年历史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民、农村为此做出怎样的贡献?

1.早期工业化启动现代化启动,资金和劳动力源于农业,源于农民。30年代刘大中估计农业积余26-30亿,这是工业化启动资金源。

2.晏阳初参与八年抗战的民众动员深切地认识到:抗战时出粮当兵,前方流血者,后方流汗者,大都是农民。抗战胜利的结果恰恰是“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乡村生产大众,已经把中国高举为五强之一。”而中共革命的胜利,正如陈毅所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3.新中国建立后,在“一五计划”期间,农村每年平均净迁移300万人口到大中城市,农民成为工业化奠基和城市发展的主体力量。中国目前流动人口总数超过2亿,这个来自农村、主要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工作的庞大人群在城市打工,为今天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仍然付出汗水、辛劳、青春……。建国60年农业向工业贡献17万亿元,今天即使谈简单的补偿我们做得也远远不够。

也就是说,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每一步,都是以农民农业农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农民阶层的祖辈、父辈和子代的牺牲,成就了今天的现代化业绩。问题端在于,如果现代化的巨大成果能够与农民、农村和农业适时共享的话,我们相信中国农村不会是如此境况。

农业,失重不可失衡;农民,失落不可失位;农村,失范不可失序。


本文选自沈湘平、常书红主编:《都市与乡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6.